政治家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以新加坡李光耀为例
作者简介：张治国，男，江西于都人，教育学博士，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世界语言生活观测分析及数据库建设"(19AYY007)
本文载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专题“语言文字学研究”。
摘要：国家层面语言治理的规划者通常由政治家、语言学家和政策专家等人员构成，其中政治家往往是语言治理的核心人物。采用民族志方法以新加坡开国元首李光耀为例，发现政治家的语言生活和语言 治理之间存在密切互动关系。政治家的语言生活或语言实践是形成、加强或改变他们语言意识形态的基础，而政治家的语言意识形态是他们做出语言治理决定的根本。语言生活通过语言意识形态间接或无形地影响着政治家的语言治理，而语言治理又直接影响或引导着政治家的语言生活。
关键词：政治家；语言生活；语言治理；李光耀
语言生活(language life)和语言治理(language governance)是语言政策及规划领域中两个常见的术语，但学界对它们的正式界定却很少。国外学界甚少使用这两个术语，更倾向于分别使用“语言实践”和“语言政策”，或“语言规划”“语言管理”等术语。
语言生活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所使用或所接触语言现象的总和，也就是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语言行为或语言实践。而语言治理是指社会行为主体的权威人物或机构对所辖领域的语言现象(如语言学习、语言推广和语言使用等)予以研究、规划、指导和管理的“过程”(process)，其核心还是语言政策或语言管理条则的制定与实施。可见，语言治理可体现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国际组织的语言治理、国家的语言治理、企事业单位的语言治理、宗教领域的语言治理和家庭内部的语言治理。因此，语言治理的主体或管理者也可出现在社会的不同层面，如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政府部门（如中国国家语委）、学术机构（如美国的心理语言学协会）、民间团体（如世界传道会）和社会个人（如家长）。
对于国家来说，国家层面的语言治理是最重要的。国家语言治理的规划者通常由政治家、语言学 家和政策专家等人员构成，其中政治家的话语权最多，影响力也最大。因为任何国家治理或国家政策都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的，国家的语言治理或语言管理也不例外。此外，国外新近出现的政治语言学（politicolinguistics）也告诉我们，语言与政治关系密切，因此，语言的治理需要乃至必须体现政治的立场和政治的高度。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施莱特（Schlyter）教授直接指出，语言是政治游戏中的一个“小卒”（pawn）。例如，中亚5国的语言都已政治化了，这些国家刚独立时的语言治理几乎完全取决于各国政府首脑及相关的智囊团。正如凯尔纳一海因克尔（Kellner-Heinkele）和兰多（Landau）所说：“国家语言治理的决策往往不是由语言学家或语言教师来做出，而是由政治家来制定的。”可见，一个国家核心领导人的语言治理思想是该国语言政策制定的关键或灵魂，而政治家的语言治理思想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家自己的语言生活经历。为此，本文将以新加坡李光耀为例来探讨语言治理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政治家的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两者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这是理解一个国家语言政策制定或语言管理措施出台的一个重要视角，也是语言政策或语言管理学科需要加强研究的一个领域。
新加坡的语言治理被世界公认为是非常成功的，表现在新加坡各民族及各语言使用者能够和谐相处，语言能为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以及文化传承服务。新加坡人既能用英语与世界保持联系与沟通，又能用自己的母语来维持和传承自己的本族文化。新加坡语言治理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李光耀。他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也是新加坡语言治理的核心规划者和决策者。他在新加坡政坛驰骋50余载，对新加坡语言治理的影响和贡献是首屈一指的。
本文拟采用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ic method）来了解李光耀的语言生活，然后依此来梳理他的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y），即他对语言及其功能等方面的看法和信念，最后根据他的语言意识形 态来解释和评价他的语言政策制定，进而发现政治家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之间的内在关系。
民族志方法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在国外学术界用得较多，它植根于人类学，并强调民族志研究者通过“看”“听”“说”和“想”来获得第一手的田野调查数据，其关注的重点是“微观层面的人际关系、会话和日常生活”。近年来，该方法也应用于语言政策及规划领域的研究，即通过对语言使用现象或语言生活细节的观察和描述来反应或说明语言政策及规划的存在、实施或影响。麦卡蒂（McCarty）指出，民族志方法在语言政策及规划研究中的应用具有“全景化”（holistic）和“情景化”（contextualized）的特点，前者强调把语言政策及规划作为社会文化整体的一部分来研究，后者突出语境或情景在民族志研究中的作用。此外，民族志方法还有如下优点：第一,“适合用来描述语言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使用详情，进而从中得出概括性的结论”；第二，可提供较全面的实证材料，“从而弥补调查问卷和采访等方法容易忽视或错过的东西”；第三，能“平衡人们对语言政策的两种极端理解一对语言政策霸权现象的批判性理解以及对语言政策实施者权力的偏激理解，从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或改进一些语言政策”。
本文民族志调查的原始资料来自李光耀自己写的一本回忆录——《李光耀回忆录：我一生的挑战——新加坡双语之路沪》。该书非常详细地记录了李光耀一生所经历的语言学习、语言使用和语言选择等方面的语言生活。其扉页上“献给所有语文教师”几个大字足以说明该书的主题是语言，但李光耀不单纯讲述自己的语言生活，而是围绕家庭、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影响因素来回忆他的语言生活，从中流露出他的语言意识形态，记录了他的语言治理过程。这些语言生活细节出自李光耀自己的回忆录，未经过转引、转述或复述，这比民族志研究者亲身观察到的还要更全面、更具体和更可靠，完全具有“第一手资料”的性质，而且，从回忆录中获取原始资料也是民族志调查法的一种，其方法完全可信和可靠。
李光耀（1923—2015）出生在新加坡一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曾祖父来自广东梅州大埔县，说客家话。父母都是在新加坡的英语学校接受教育的，所以在家里李光耀与父母说英语。李光耀自幼还向家里的几位马来西亚帮佣和印度尼西亚佣人分别学习和使用马来语（Bahasa Melayu）和爪哇语 （Javanese）。上学后，李光耀在英语学校念书，学习过拉丁语。日据时期（1942—1945），他开始学习日语。中学毕业后，他于1946—1950年在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学习法律，4年都浸没在英语世界中。40 岁前后，为了在竞选时能更好地获得华人的选票，他认真学习过福建话和客家话。华语（即普通话）是他执政后寻找机会主动学习并坚持择机练习的语言。可见，李光耀一辈子都生活在多言多语的环境中，一生学习和使用过多种语言，他自称“掌握六种半语言”，即英语、华语、马来语、爪哇语、拉丁语和日语，以及两门汉语方言一福建话和客家话，但英语是他一生中“最为常用、最为熟练、也最推崇的语言 ”。
语言意识形态是语言政策的三大成分之一，它是人类对语言的一种信仰，也是人类对语言本身和语言使用的一种信念。具体而言，语言意识形态是人类通过大量的语言实践对语言的社会关系、个体和社会功能、学习规律、使用规律和发展规律等内容所形成的看法或所持的观点。每个人的家庭背景和语言生活是不同的，他们各自从语言生活中感悟到的语言意识形态也是各异的。现根据李光耀的回忆录将从母语与民族的关系、语言的社会功能、语言的学习、语言的发展规律和语言政策5个方面来梳理他从自己语言生活中所形成的语言意识形态。
（一） 母语与民族关系
李光耀在语言生活中体会到母语是民族之根，它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密切相关，母语的学习与掌握影响到个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的文化传承。他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注意到自己的民族语——华语的重要性，现举例来看李光耀在语言生活中是如何看待华语与民族关系的。
李光耀祖父敬仰英国，为他取了一个英文名Harry（哈里），故其全名是Harry Kuan Yew Lee （哈里·光耀·李）。 1950年，李光耀从英国回到新加坡后就去掉了英文名，只用华文的拼音，并按照中国传 统的姓名排列顺序把姓氏移到名字的前面，即Lee Kuan Yew（李光耀）。“我后来没有给自己的孩子取洋名，我的孩子也同样没有给他们的孩子取洋名”。
李光耀与妻子均出身英校，都在英国留学。其间，他们清楚地感受到自己因为不懂华语而吃亏， 深感从前在英校所接受的一套价值观不适合自己。“我们没有全盘接受不属于自己文化的价值观，又没有自己的文化底蕴，这使我们感到不踏实，两头不到岸。” 为了不让自己的孩子再吃这个亏，于是，他们决定把小孩送进华校，“即使英文程度受影响也在所不惜。”于是，李光耀的3个小孩从小在学校接受华文教育，他们“在家和我讲华语，和母亲讲英语。”不可否认，李光耀在小孩的华语家庭教育方面是很成功的。长子李显龙现任新加坡总理，经常在一些重大场合，如每年的国情咨文或国庆的发言中，除了使用英语外还说华语，而且发音标准，用词也准确，还具有幽默感。
新加坡选择英语为工作语言是出于政治和经济因素的考虑，保留各族母语是为了文化的认同。李光耀后来总结说：“在我们这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的国家，如果只学英文，又是愚不可及的。因为这将使人民脱离自己的文化根源。如果人民不了解自身的历史文化，因为学英语而斩断了源头，丧失了文化认同感，失去对自己文化的自豪感，以致没有定向，不知何去何从，那又是一出悲剧。”
（二） 语言社会功能
李光耀从语言生活中发觉语言的作用是很大的，其社会功能是多维的，尤其是语言可以用来为自己拉选票，还可用来为国民树立国家身份，进而为国家政治服务。
1954年，李光耀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并当选立法议员和人民行动党秘书长。于是，他时常要演讲拉选票。当他首次站在讲台上发言时，“突然发现自己面对数万名群众，却不知如何跟他们沟通，要跟群众建立联系，我必须能说他们说的话，用他们熟悉的成语和谚语，用能够吸引他们并引起他们共鸣的说法和方式，来表达我的想法”。于是，李光耀开始思考语言的实用价值，并决定发奋苦学华语。每天利用午餐时间，边吃边学。4年后，在1959年的大选中，“我已经能说简单但流利的华语，还能即席发表华语演说了”。李光耀从小立志当律师，知道语言的精确理解与使用是律师的基础，所以，他自幼努力学习英语。后来从政后，他又认识到语言与政治息息相关，“我明白要赢得选票，必须把华语和[汉语]方言学好”。
李光耀从生活中感悟到语言的社会功能，尤其是政治功能，他说：“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或教学媒介语，其中还牵涉到更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课题。”“多懂一种语言，会多了解一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明，人的思想会像开了窗子，开朗多了。”1959年，新加坡自治，当时“我非常积极争取新马合并，认为只有合并才是新加坡的生存之道。为了铺平合并的道路，我劝新加坡人们接受马来语为国语，以实际行动对马来亚效忠，尽力消除联合邦马来人的恐惧与猜疑”。1963年，新加坡终于如愿加入了马来西亚，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
李光耀在生活中经常碰到如何看待新加坡的华人、华语与中国关系之类的敏感问题，他对之认识得非常深刻：“1965年8月新加坡独立时，有记者问我新加坡是不是另一个中国，我告诉他，这绝对是错误的。新加坡不是华人的国家，也不是马来人的国家、印度人的国家或混种人的国家。新加坡是新加坡人的国家，不分种族、宗教、语言、文化，是所有具有新加坡公民权的新加坡人的国家。” “即便我是一个华人，跟孩子说华语，送孩子上华语学校，那不代表我不效忠新加坡。我跟中国有什么关系？新加坡是新加坡人的新加坡，不是华人的新加坡”。
（三） 语言学习
李光耀一辈子都在学习语言，也在维持和使用不同的语言，但他感觉到语言的学习和维持是需要成本的，故双语或多语学习其实是一种零和博弈，即一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时间多了，另一种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时间就会少，语言能力也是如此。他的这种观点与德滨一埃斯皮诺萨（Tokuhama-Espi- nosa）的研究结论不谋而合，但李光耀又强调双语或多语政策是解决语言冲突的良方。
李光耀根据自己的语言学习经历以及对自己后代语言学习的观察后发现，“人脑不能同时应付多种语言。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有些人特别有语言天赋，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掌握好一种语言需要落足心力，要同时通晓两种语言,真是谈何容易”。李光耀还从学医的女儿那里获知，“一个人的语言能力和智力并不相等”。
李光耀1950年在英国学成回国后，发现自己居然忘了怎么说马来语，“我花了好几个月才重拾马来语能力”。从此，他体会到语言能力会流失：任何语言，一旦不用就会流失，就不会在你的大脑中即时自动显现。同时，他在指出双语或多语学习是零和博弈，英文多用了，其他语言使用的时间就少了，久之，这些语言的能力就会变弱，反之亦然。一个人可以通晓多种语言，却只有一种主导语言，就算以语言为专业的专家也不例外。
为了推动人们学习马来语，李光耀以身作则，于1961年3月参加了“国语公开考试”，获得及格证书。此外，他还为家里的3个小孩请来马来语家教，让他们也学习马来西亚的国语。为了不会忘记华语，李光耀每天都争取跟自己的保镖说华语。他觉得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天天说华语，并认为“语言这事，必须天天用，没机会使用的语言，很快就会从记忆中消失”。故此，李光耀每次出国都要把一个能每天跟他讲华语的人带在身边，“我们见面，一定以华语对答，让我不会忘记华语。每天我还一定拿一本华文书本来读上20分钟”。
（四） 语言发展规律
李光耀通过自己的语言学习和语言使用逐渐认识到社会语言的发展有自身特有的规律。例如, 国家必须推广共同语或通用语（如新加坡的英语）。再如，同一个民族之间也需要推广共同语或通用语（如新加坡华族的华语）。
李光耀在语言生活中发现，全球化时代国内和国际交流都促进了共同语的发展，小语言和方言的式微或消失是大趋势。“当科技进步，交通工具和通信器材越来越发达，世界越变越小的时候，人类其实需要越来越少种类的语言，每个国家都在减少需要学习语言种类的数目。”他还指出：“语言是有生命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政治上的突变也改变了新加坡的语言治理。“两年在马来西亚的短暂经验，让我们明白新加坡不能基于一个种族、一个［种］宗教及一个［门］语言立国。我们重视建立一个多元种族、多元宗教、多元语言的平等国家。我们绝不任由种族、语言和宗教议题来主宰政治，因为这样必会带来灾难。因此，新加坡即便华人占多数，独尊华文的沙文主义是我们得严防的。”“我们作为一个依靠国际贸易生存的国家，只有加强学习英语，才有好日子过。”
李光耀在生活中还发现“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最常使用的方言多达12种以上，这些方言除了干扰新加坡的双语教育外，还起着分裂华人社会的负面作用。华人因为不同方言就出现了不同帮派，讲同一种方言的华人组成一个帮派，同声同气，往来密切，和其他不同方言不同帮派的人就有了隔膜”。于是，他在1979年起发起了"讲华语运动"（Speak Mandarin Campaign），并带头在所有公开场合停止说汉语方言，转说华语。
（五） 语言政策
李光耀从自己的语言生活和语言管理中得出如下经验总结：语言政策的制定既要重视本国诸多的影响因素，也要考虑周边邻国的实际情况,以便制定的语言政策适合其生存的国内外环境。
如李光耀在其政治生活中感觉到周边语言环境对新加坡语言政策的重要性，新加坡的语言政策首先要安抚好国内及周边马来世界的语言担忧。他说：“新加坡位于东南亚，100年后，1 000年后，我们仍是东南亚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承认，我们跟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命运不一样，连生活方式也不同。既然如此，我们所制定的政策，就要确保在东南亚跟邻国和睦相处”。“我们要看清新加坡的地理环境。新加坡要生存，必须实行多元种族的政策，语言宗教及教育一律平等"。“在周围都是马来人的多元种族新兴国家，绝不能选择华语作为共同语，否则，国家一定会乱，在国际上也无法生存。”
李光耀还在其政治生活中还感到国际语言环境对新加坡语言政策的影响。他说，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其语言政策的制定一定要考虑到如何与世界接轨的问题。“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都需要语言政策的配合，得当的话，可以成为政治和经济政策成功的重要推动力。”“在新加坡，从政治选票的立场来说，要轻松地获得最多支持，只要以母语为第一语文，就可以了，但这一定会失败，国家会分裂。选择华语为共同语，一定会闹出大事。”“只有英语才可以帮助新加坡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现代化。”
李光耀在其政治生涯中还体会到：“语言政策是一个永无休止的旅程。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已经进行了多次改进，未来还会继续这样做。”“语言政策必须随着社会的演变与时俱进，让语言政策更好地推动政治经济的发展与成功，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目标和满足政府需要的重要治理工具。”
李光耀从小到大都接触、学习和使用多言多语,这种丰富多彩的语言生活经历加深了他对语言社会功能、语言发展、语言学习、语言使用、语言选择、语言传承和语言政策等语言现象的认识，并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看法，即他自己的语言意识形态。而这些语言意识形态也就成了李光耀进行语言治理的理论基础。对于政治家来说，语言治理的根本体现就是语言政策的制定。李光耀一生中最主要的语言政策有两个：一是针对新加坡国家而制定的“多语+双语”政策；二是针对新加坡的主体民族（即华人）而制定的“讲华语运动”政策。
（一）“多语+双语”政策
李光耀在新加坡建国之初就极力推行“多语+双语”政策。所谓“多语+双语”政策有两层含义: 第一，在国家层面上，新加坡要实行多语政策，即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均为新加坡的官方语言，其中马来语还是国语；第二,在个人层面上，每个人至少都要学习和使用两种语言（即“族语+英语”），例如华人学习华语和英语，马来人学习马来语和英语，泰米尔人学习泰米尔语和英语。对于国家而言，实行多语政策有利于民族平等政策的实行，从而保证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而且，实行多语政策还有利于语言多样性的保护。对于个人而言，实行双语政策不但有利于各语言使用者自己母语的维持和活力，而且还有利于英语作为共同语的形成，从而促进了不同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总之，新加坡的“多语+双语”政策使得该国成了一个以英语为主以及以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为辅的国家，该语言政策长期以来是新加坡教育制度的基石，也是新加坡社会稳定的基础。
“多语+双语”政策是李光耀为新加坡制定得非常成功的语言地位规划，他合情合理地划分了 4 种主要语言的社会功能和使用空间，使得这些语言和谐相处，各司其职。李光耀在语言意识形态上首先认识到在一个使用多种语言的社会必须有一种共同语言，而且这种语言最好是中立的（即不属于本国的任何一个民族），那必须是英语。此外，尽管李光耀本人是华人，而且新加坡约77%的人口属于华族，但他们毕竟是迁移而至的，而且为了各民族的和谐相处和国家的稳定，李光耀没有选择任何一种本国主要民族的语言为国家的主导语言，而是选择了一门外来的中立语言一英语作为国家的通用语。此外，英语在经济价值及国际使用面都强于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在任何一个多元社会，政治家推出的政策一定要公平，而且要最大化地避嫌，因为“民不患寡，患不均”。所以，李光耀说:“华族不应产生把本族语文变成多元种族社会的支配性语文的念头，政府必须采取对各族都公平的原则，即以英语作为各族在公共领域内平等竞争的媒介语”。其次，李光耀还认识到，新加坡位于东南亚，是马来人海洋中的一个华人为多数的岛国，“我是在东南亚管理一个华人占大多数的国家，有两个马来伊斯兰邻居，一直对我们心存怀疑。任何区域或国际势力都不允许新加坡成为一个完全华人的国家，因此他把国语的地位给了马来语，这既避免了因为自己是华人而独尊华语，罢黜他语之嫌，又安抚了新加坡周边的马来世界。在该政策的指引下，如今多数新加坡人的语言观及语言能力是“英语第一，母语第二”。
（二）“讲华语运动”政策
李光耀于1979年发起了“讲华语运动”，这其实就是一场推广华语（即普通话）的运动。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汉语方言很多，这不利于各华语方言群体间的交流与沟通，进而阻碍了新加坡经济的发展，而且这些方言很难用文字表达，华语的推广则有利于华人间的沟通和凝聚力的建立，并使华社由“分裂状态变为团结状态”，从而有利于政府对华社的管理。此外，“讲华语运动”还有利于新加坡扫除华人文盲，促进华人的双语教育,使得华人学生的家庭语言与学校的课堂语言协调起来。李光耀还认识到，新加坡政府永远无法使英语成为新加坡最底层华人的日常语言，那就只好努力推广 华语，使这些人所掌握的唯一语言是有文字的华语，而不是没有文字的方言，同时政策还可构建华人 的通用语一华语。李光耀指出，汉语方言的使用区域有限，而华语则非常广阔。他先学会福建话, 后学会华语。自从他推出“讲华语运动”之后，他就不再讲福建话了，他要在使用和推广华语方面起带头作用。如今，中国的崛起也为新加坡的“讲华语运动”带来了新的机遇。
“讲华语运动”政策是李光耀为新加坡制定得比较成功的华语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他推广了华语的使用，建立了华语各方言群体间的通用语，并接受简体汉字，进而有利于保持与中国的关系。李光耀认识到:“中国国力日益强大，给了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很大鼓励，因为家长都意识到如果子女没有好好掌握两种语言，或对中国的文化和国情不甚了解，他们将失去很多机会。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讲好普通话，取得优势，左右逢源。”李光耀认识到：“让中国人认为新加坡有一个对他们友善的环境，使他们在新加坡经商或旅游感到愉快。”如在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的信念及实践已经建立起来以后，在新加坡开始发展母语的建设，政府担心人民对自己的语言文化无知，把新加坡沦落为一个丧失自身文化特性的民族。新加坡一旦失去感情上和文化上的稳定因素，不再是一个充满自豪的独特社会，而成为一个脱离亚洲人背景的“伪西方社会”，那这个代价就太大了。所以，李光耀指出: “作为华人，你英语说得再好，在西方人眼里，你还是华人。要是你没有华文文化和华语能力，那是可悲的 ”。
总之，不管是“多语+双语”政策，还是“讲华语运动”政策，它们对新加坡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非常成功的，如果说前者是宏观的，那后者就是微观的，两者互为补充。这充分体现了李光耀在语言政策的制定方面具有高瞻远瞩和远见卓识的才华，这些语言政策的制定与李光耀的语言意识形态密切相关，新加坡语言政策的成功也说明李光耀语言意识形态的正确。没有理性、客观和正确的语言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制定出如此实用和科学的语言政策，更无法进行有效的语言治理。
（一） 对李光耀语言治理的评价
李光耀的语言治理总体上是公平、公正，合情、合理和远见、“务实”的。他制定的语言政策新加坡的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奠定了语言基础。英语给新加坡人走向世界搭桥，华语为新加坡人搭乘中国高速发展的快车牵线，马来语为新加坡稳坐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构成的地缘位置铺路，泰米尔语为新加坡国内种族平等及语言文化多元说话。
但是，李光耀在语言治理的过程中也犯过一些错误或出现过一些瑕疵。第一，李光耀为了避嫌，证明自己虽是华裔却效忠新加坡而或多或少地在语言治理过程中亏待了新加坡的华人和华语，在感情上或多或少地伤害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华人。例如，他于1980年强行关闭了由华侨捐建的新加坡唯一的以华语为教学媒介语的大学——南洋大学。因为他要证明自己不效忠新加坡是件很易的事情，只要做一两件偏向华人或中国的事即可。但要证明他自己效忠新加坡却是件很难的事情，做一件、几件乃至更多不利于华人或中国的事情都不足以证明，可能还有人说这是在做秀。第二，在双语政策的内容上，李光耀要求华人同时掌握英语和华语，即两种语言的水平一样高。但有些年长华人教育程度不高，很难学好英语，有些年幼华人则很难把华语学得与英语一样好。该政策对这些人都是不公平的。后来李光耀也认识到双语学习是零和游戏。第三，在新加坡语言治理的过程中他原先误 以为一个人的智力与语言能力是相对应的，这种语言意识形态导致了他做出的语言治理决策在某些地方过于苛刻。上述后两个错误或瑕疵也是新加坡政府已经认识到并分别于2004和2009年公开承认的。李光耀的这些错误或瑕疵也说明，一位语言生活如此丰富，语言意识形态如此完善的政治家在语言治理过程中依然会有出现偏差的时候。也就是说，政治家的语言治理是个复杂的过程，它不但受到政治家自己语言意识形态的左右，还受到很多语言意识形态之外因素的影响。
（二） 对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关系的分析
身为新加坡的开国元首，李光耀在新加坡语言政策的制定上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李光耀为什么在新加坡的语言治理规划方面总是赢家，从未犯过大错误？这可能与他非常重视语言生活有关。他自幼就生活在多语的环境中，而且也是一个多语的学习者和实践者。他由衷地体会到多语相处的必要性、重要性和微妙性，同时也感悟到语言的多维社会功能和发展规律，总结了自己的语言学习经验，进而形成了自己比较完整的、科学的和理性的语言意识形态。观念决定行为，他的语言意识形态左右着他在语言治理过程中的语言决定和语言规划。
从新加坡李光耀的语言生活、语言意识形态及语言治理的案例中，我们不难发现：政治家的语言意识形态是他们制定语言政策的关键，是他们语言治理的基础，而政治家的语言生活或语言实践是形成、加强或改变他们语言意识形态的基础。由此可知，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 语言生活尽管无法有形或直接地左右语言治理，但它可以无形或间接地影响语言政策的制定以及语言治理的行为（见图1上方的虚线），它是通过语言意识形态来影响语言治理的（见图1中间的两个箭头）；另一方面，语言治理会有形和直接地影响或引导语言生活（见图1下方的实线），但语言治理者必须了解和尊重语言生活。
图1 语言生活和语言治理的关系
尽管我们不能武断地说，政治家没有丰富的语言生活就不会形成科学的语言意识形态，没有科学的语言意识形态就不能做出良好的语言决策或进行科学的语言治理，因为他们还有可能通过间接的语言生活方法以及民主的政策制定方式来弥补自己在语言生活及语言意识形态方面的不足，但是，李光耀的例子充分说明:政治家的语言生活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语言意识形态，而他们的语言意识形态又直接影响着他们的语言治理。我们由此也可发现，一个国家核心领导人的语言生活对其国家语言治理的理念是有影响的，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了解一个国家核心领导人的语言生活对于我们理解该国的语言治理政策会有一定的帮助。因此，政治家的语言生活可以成为语言政策及规划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
部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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